1936年10月18日,红军部队经过万水千山,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经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克服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终于到达了江西吴起镇。两年里,他们走过了草地,翻越了雪山,飞夺泸定桥,红军用脚,丈量的一寸寸土地,彰显了大无畏的长征精神。
那是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面对如此严重的灾荒景象,焦裕禄没有退却,为了兰考这片土地风里来雨里去。他在身患肝癌时,依旧强忍剧痛,坚持工作,直至病逝。他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生于沙丘,葬于沙丘”,焦裕禄,这位沉默的汉子把荒漠上的一切都扛在了肩上,在胃病侵蚀他时,他用自己的手,用藤椅,用所有能用的硬物抵住自己的胃,迫使自己扛住了这份担当。
围绕“君子好学”阐述,分为三个层面:静心求学、态度与实践、正确方法。好学应是志于学。好学还体现于用端正的态度对待实践,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事与言,做事要敏捷灵活,善于发现不足而及时弥补,说话要谨慎。最后,还需要适当的学习方法,要多向得道之人学习,以此来察观自身是非,匡正自己的行为。
围绕“义利观”进行阐述,孔子用君子和小人作对比,希望人们能见利思义。他并不排斥物质利益,因为这是一个人生活的基础;一味弃利也不是儒家所提倡的,因为这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相反,孔子希望人们能做到“心怀义利,义利平衡”,可见,“义”与“利”从来就不是对立的,其价值也不存在孰多孰少的问题。
围绕“文质”阐述,体现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文”最初是文身,即后来的“纹”,后又引申为“花纹”“条纹”“文采”等,可见“文”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人为的;“质”有“本质”“质朴”之意,即原本的、不加修饰的,更强调本性、天性、本质。无论是“质胜文”还是“文胜质”,孔子都不提倡,可见他并不偏向任何一方,只有“文质”协调统一、不偏不倚,方为君子,这是孔子所提倡的“过犹不及”的中和、中庸思想。
从第二章中的“仁”与“礼乐”关系的角度看,“仁”是儒家思想的本质,而“礼乐”是外在形式,若治理国家和社会光谈“仁”,却没有物质形式承载,则没有社会示范作用,但如果“礼乐”形式压过“仁”这一本质,过于浮华的形式主义便会让子民迷失了自我,于社会治理更无益处。
“仁”是儒家道德层面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境界,孔子将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我们所熟知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等内容都包含在其中,这就使得“仁”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概括性和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因此孔子与其弟子在论述“仁”这一内涵概念时,需要借助具体的实人实事来举例说明,且由于谈论对象的不同,孔子所使用的阐述方式与例子也各不相同,这些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仁”的思想内涵。
“仁”是人内心理想的真实状态,“礼乐”是“仁”的外在形式,“礼”主要起约束作用,不仅约束人的道德行为,还关照社会等级,“乐”主要起调和作用,乐曲能抚慰人心、激发斗志,更能达到人心合一的理想境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如果说礼是刚性的秩序式规范,那么乐就是柔性的感化式引导。孔子在这里强调,“礼乐”失去了“仁”这一内核,就是徒有虚表的形式。但反过来,“仁”如果没有了“礼乐”的外显,也就无法将人的内心情感落实,由此可以看出“仁”与“礼乐”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围绕“道与人生”进行阐述,实际上体现了孔子的终生追求,强调了“闻道”的重要性。学界关于“闻道”的争议有很多,我们不妨将其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孔子对于他人立德修身的希冀,二是孔子对于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三是孔子探求超越生死的永恒价值。
围绕“士当弘毅”来阐述,是孔子的弟子曾子的语录,突出了儒士的终生使命感和个体的社会责任感。这里突出了儒士传道达仁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了实现“仁”,实现“世之有道”,儒士不仅需要学习道,更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行使道,在社会和国家中弘扬道,死而后已,代代相传。正因如此,每一环节的士人都要保持一颗刚强坚毅的心,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使命中去,以此来实现自我的终生价值。
围绕“知、仁、勇”三者阐述,这是君子必备的三大美德,也是“仁”对个体影响的充分表现。具体论之,其一,“知”即“智”,有智慧的人,见多识广,内心广博旷达,有自己的判断力,不会为琐事所惑,成熟的人内心强大、阅历广博,自然不会充满迷茫和困惑;其二,仁者怀仁,时刻以道德规范自身,待人以仁,于人行忠恕之道,自省而问心无愧,自然没有忧虑;其三,勇者内心强大,即便面临万丈深渊也处之泰然,自然无所畏惧。
围绕“仁”进行阐释,“仁”是一种道德精神,而非一种现实行为,因此解释“仁”需要借助具体的行为,在孔子看来,“克己复礼”即为仁。一般把“克己”解释为“约束自己”,“复礼”,即让自己的行为合归于礼。值得注意的是,“克己”并不是指消灭欲望、束缚自己,而是指对内心精神的一种完善,是将天然的本我进行打磨,实现自我的提升,强调人的主体性,视、听、言、动皆由自己做主,因此需要以礼为鉴,时刻自省,依照“礼”来查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仁”的要求。
见到贤人要向对方看齐,见到不贤的也不要好为人师指责对方,而是默默自省,儒家的“自省”是为了对自我道德进行规范,其认知对象是自我的内心状态与客观行为。“自省”将自我这一主体客体化,把自我抽离为审视对象,通过“以人为鉴”、“道德约束”等方式从内心审查自我。“自省”将自我一分为二,一个有着客观上的行为与思想,一个有着被赋予了道德规范的思想,这就形成了“自省”的重要方式——对比,“君子”和“小人”、“贤”与“不贤”、“孝”与“不孝”、“善”与“不善”是孔子常用来作对比以鼓励人们自省的重要范畴,正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自省”是儒家进行道德规范的重要方式之一,即通过内向性的自我探求以实现内在的自我超越,从而达到“慎独”的至高境地。
孔子用了两个比喻围绕“止与进”进行阐释,而“进”则强调了做人做事当坚持不懈、主动出击,哪怕刚刚开始、只行一步,也是一种前进。做人做事既要有当断则断、及时止损的魄力,更要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毅力。
围绕“恕”展开,“忠恕之道”是“仁”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简言之,“忠”是尽心为人,“恕”是推己及人,都强调自身之于他者的重要性。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反之,己所欲,也不能施于人,放在当时的时代而言,这更像是对能主宰他人命运的上位者的告诫,劝导上位者正确使用自己的权力,一个是我不强加给别人,另一个是希望别人也不要强加给我,他寻求的是一种双向的平等性,而孔子似乎并不认为子贡能做到。孔子的道德修养更聚焦于向内求,即在人己、群己关系中,更注重对自身的约束,也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更倾向于在私人领域中解决社会问题,用伦理道德解决政治问题。
4.《诗》之价值——兴、观、群、怨
围绕“《诗》”展开,是孔子劝导学生们读《诗经》的言论,阐释了《诗经》的当世价值。其中可以窥见孔子的诗学观念,以及《诗经》对儒家思想的道德承载作用。孔子利用《诗》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让学生们不自觉地感受《诗》的道德感召力以完善自我人格,有别于教条式、理论式说教,体现了儒家精神的人文性,是一种诗歌功用论。
一个人只要还能被称之为人,还有人性,那么他的内心就必然存有这样一些道德的种子——恻隐之心(仁慈)、羞恶之心(正义)、辞让之心(谦逊)、是非之心(理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与生俱来的良心。
因此,不要把道德误以为是人性的束缚,它不压抑人性,恰恰相反,它内在于人性,归属于人性,是人性最古老、最原始的“善端”(善的种子)。我们常常感觉幼小的心灵特别富有同情心,具有一副天然的好心肠,这样的良心正是人性之初未受污染、未经磨损的本色。
真正的道德发乎天性,落于心安,类似于本能,不是一个人再三权衡后去行善,而是心有不忍,于是身体力行。
真正的道德从来是在利他中实现精神的利已、在利人中完成真正的自立,是利已与利他的和谐统一。就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名言:“他人是我,他人是另一个我,他人是那个不是我的我,他人是我所不是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他人与我之间并不是全然隔绝的,“他”或许就是往日的那个“我”,而“我”也曾是、正在是、或将是某个“他”。感同身受,或者说恻隐之心连接起了“他”与“我”,也就连接起了“利他”与“利已”,这便是“道德”温柔的起源。
“忍”字,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核,亦有多重含义。“动心忍性,增益己所不能”指在身陷个人困境时坚定心志,磨砺品格,潜心提升自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则是在感知他人苦痛时怜悯体恤,并付诸行动,伸以援手的温暖本性。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否则再好的器物到你手里也是枉然。本来这么大的葫芦,只需系一根绳子于腰间,就可以逍遥于江湖,而惠子无论是掏空它来盛水浆还是剖开作瓢,都无法摆脱固有的思维定势——做容器。当人执着于固有的思维或者小的利益时,就很难有大的通达。
“无用之用”当真无用?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追求有用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追求看得见的物质提升,但当我们把时间都用在了追求“有用”上,是否已经背离了我们的初衷,使我们自己只着眼目前,疲于奔命。因此,只有“有用之用”,人生会有缺憾,而无用之用,立足长远,寄托心灵,方为大用。
面对生命中的喜怒、得失、是非、善恶、贫富、祸福,乃至生死,我们可以像李白、陶渊明那样去追求快乐和自由,至少实现柏拉图式的对生命的自我救赎。但庄子思想决不可用为消极避世的理由。我们还可像范仲淹这样以自觉理性、心系社会的方式对快乐和自由进行别样的践行,真正达成生命的丰盈。
“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爱人之心,是人的天性,但也具有差异性:爱自己胜过爱人,爱亲人胜过生人。而墨子的兼爱是在此基础上赋予其功利性与平等性,强调了爱人与爱己、利人与利己的逻辑关联,得出“只要人人都能将心比心地爱他人,社会就会安定,国家就会太平”的结论。着实,由于这一逻辑关系的前提是难以成立的,“世人不情愿吃自己兼爱的亏,却情愿享别人兼爱的福”,使得“人人相亲相利”的局面难以实现,但“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兼爱思想的力量并没有因为理想的困难而减弱。
相同事例:陶行知留学回国后放弃了北大教职,来到偏僻的晓庄,致力于农民的开化教育。张桂梅创办了华坪女高,引领了多少山村少女走出贫困落后。疫情中的逆行者们离开了安全与稳妥,走向了危险与不确定,庇护了身后千万群众。引领着这些英雄的,是担当、责任,更是视他人为己身,爱他人若爱己,忧他人之忧,悲他人之悲的,平等的,无私的,由对个体推至对普罗大众的兼爱。
当夸父向着太阳不停奔跑,这个世界便多出了很多同样全力追逐、永不停歇的人们。勇者无惧,敢于与命运抗争的人,都可称作英雄。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圣地亚哥虽然只带回了大马林鱼的骨架,但他始终不曾言败。并非劳而无获,他没有输给强大的对手,垂暮老年也没成为他放弃的理由。力挽狂澜、走出绝境,他是孤独又强大的勇士,亦是他梦中永不服输的雄狮。
在战争硝烟弥漫的欧洲荒原上,文坛硬汉海明威将他的笔作为武器,控诉战争的罪恶,关注那些在战争的铁蹄下痛不欲生、流离失所的人们,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作为“迷惘的一代”,他反思、批判,且质问道:“丧钟为谁而鸣?”文学即人学,真正的文学,永远充满着对人的终极关怀,真正伟大的作家,永远会有一双关切众生的眼睛,用文字去捍卫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塞涅卡说过:“生命如同寓言,其价值不在长短,而在内容。”有的人一生漫长而琐碎,充斥着空虚和无聊,他的生命黯淡无光。有的人一生虽短暂,却留给后人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的生命绚烂夺目。
执着是水滴石穿不懈努力,是夸父追日奔跑不辍,是精卫填海信念坚定。人生道路上,选择与执着同行,与执着为友,就如在沙漠中与骆驼为伴,定能在茫茫沙海中找到美丽的绿洲。
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因为不愿意和同朝为官的人同流合污,就被人陷害,遭到流放。屈原以芳草美人为喻,构建了自己“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精神家园。每至端午,一青一白的粽叶和糯米,包出来的不仅仅是食品,更是对屈原追求清白人格的一种形象化怀念。
屈原的著作有《离骚》《九章》等,这些著作文字华美,体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他看清了贵族的虚伪、昏庸与腐朽,看清了奸臣排斥贤才的行为,看清了社会的种种不公……屈子用他不屈的忠魂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赞歌,我们见证着他的不朽,他也在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中国,影响世界!
节操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只有长时间的坚守,才能让它熠熠生辉。十几年的坚守,成就了大汉臣子苏武的英名,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了那个冰天雪地中须发皆白,手持节旄,眼望故国,践行信仰的老人,是他将坚守节操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心里。
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威逼利诱,酷刑折磨,都无法动摇苏武忠君爱国的信念。他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一个大汉臣子的忠贞。这种忠贞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改变的。这种忠贞早已注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激励着更多的仁人志士为正义而战,为国家而战。
人生如一条船,如果没有正确的航向,就会在茫茫的大海上迷失方向。找准人生的航向,才能向着既定的目标扬帆远航,不管风浪滔天,还是暗礁遍布。苏武找准了人生的航向,没有迷失自己,最终千古流芳,令后世敬仰。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者,人心齐也。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涣散,则万事难成。六国兵多将广,谋士如云,可各怀私心,在秦咄咄逼人的攻势下,终至纵散约败,束手就擒。究其根本,是六国缺乏统一的指挥、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政,未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所以,无论集体还是国家,都必须上下团结一心,唯有人和,才能产生真正坚不可摧的力量。
天下已定,百废待兴,百姓亟须休养生息。但秦始皇不仅不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严刑酷法,民何以堪?于是瓮牖绳枢之子陈涉,揭竿而起,拉开推翻暴秦之序幕,强大的秦朝只延续二世即告灭亡!打天下需要武力和谋略,而治天下则除法治外,还要崇尚仁义。何谓仁义?就是爱民、保民、富民。无仁义之人,是谓暴徒;无仁义之君,是谓暴君;无仁义之政,是谓暴政。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秦始皇之所以能创造一统天下的辉煌局面,得益于先祖打下的坚实根基。创业也是如此,都要经历漫长的跋涉、探索甚至倒退,才能最终达到成功的顶点。然而,如果不能谨慎行事,万世之业也会毁于一旦。
心态影响人生。贾谊尽管才华横溢,但在提拔受阻和梁怀王坠马而死后,便意志消沉,没有保持良好的心态,年纪轻轻就抑郁而死。
《伶官传序》中,欧阳修对后唐王朝的盛衰进行分析,得出执政者必须忧劳,才能振兴国家,如果沉湎于享乐,就会亡国的结论。这一道理放到个人身上也是一样,唯有勤劳刻苦、持之以恒,才能够取得成功,拥有远大前程。倘若贪图享乐,荒废时日,最终就会一事无成。
身处逆境时,庄宗唯恐辜负先人之托,用兵时负矢在身,冲锋在前,终于一胜再胜。“仇雠已灭,天下已定”后,庄宗一改初衷,宠幸伶人,贪图享乐,以致政事废弛,国势日衰。古之英雄豪杰,有不少人栽倒在享乐上,如李自成、洪秀全等,一朝自满,便招来破败。今天,不是也有不少功臣精英栽倒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吗?
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感叹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这启示我们做事、生活时要注重细节,提防可能发生的祸患、危险,及时预防。同时,我们也要把握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遇,成就自己。注重细节,需要我们具有自我反省的意识,能对自己的优势、劣势作出反思。
这是一首弃妇诗,描写了弃妇与负心男子从订婚、迎娶,又到遭受虐待、遗弃的经过,表达了弃妇对遭受虐待与遗弃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的感悟。同时也表达了她对“二三其德”的男子的愤怒,尽管她也怀着对往事的无可奈何,但她对爱情与婚姻的忠贞又表现了坚决的抗议和“不思其反”的决心。应是人性纯美的最早体现。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热情讴歌了刘兰芝、焦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被迫害者的无限同情和追求婚姻自由、珍惜爱情生活的强烈愿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但随着生活水平的飞跃,许多人的“精神”远远地落后了。“啃老者”逐渐壮大而成为“啃老族”,“常回家看看”不再是一首歌,而被写进法律条文。“孝”不再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念一行,而成为某些人自我标榜的口号……“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对此,我们应该反思。
从《陈情表》中我们动容于李密对君主对祖母的忠孝,同时也感慨晋武帝司马炎能宽和豁达,彰显孝治天下的恩德。孝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做人、立身、处世的基本要求,在中华文明史中,孝文化以其强劲的活力历久弥新,世代传承。
“百行孝居先”“孝为德之本”,在中华民族灿烂的化长河中,孝敬是国人—直恪守的道德准则,是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支撑。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出现了“孝”字,就是说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华夏先民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诗经》中则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的咏叹。而关于敬老、养老的专门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但是,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淡忘“孝敬”父母的美德。到如今还有人把“孝”说成封建主义的东匹,完全加以排斥和否定。有的人有“孝”心,但是不知道如何行“孝”;有的人在金钱和私利的驱使下,不但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还虐待父母,有的甚至杀害了父母。不孝敬父母的事件屡见报端,有些事件真是触目惊心。现在,在全民中倡导和弘扬孝敬父母的传统孝德,是刻不容缓了。
“孝”是我们的美德,是长辈心中温暖的花。从小就是孤儿的李密,与祖母相依为命。成年之后,倚在祖母的病榻前,悉心照顾,极尽孝道。“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们在长辈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当我们的长辈风烛残年,或卧病在床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颗孝心去温暖长辈的心,做他们心中温暖的花朵。
科技的进步大大缩小了人与人空间上的距离,可人们心灵上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寂寞孤独常被当下人挂在嘴边,他们常常互相埋怨对方不了解自己,很多矛盾纠纷甚至战争可能只是源于一个个并不大的误会。消除这些现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沟通。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人最缺的不是沟通工具,而是面对面的心的沟通。
【运用示范】作为蜀汉遗臣,李密一再拒绝担任晋朝的官职,这当然引起了晋武帝的猜疑,甚至到了“诏书切峻,责臣逋慢”的地步。这个时候,一篇《陈情表》让晋武帝打消了疑虑,而且还赏赐李密奴婢数名,并命郡县官员按时供养其祖母。事态为何发生如此大的转折?是沟通在其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李密既站在晋武帝的角度,表达对晋武帝委以重任的感恩,又尽可能地让晋武帝全面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和诉求。正是推心置腹、有理有据的沟通让晋武帝在恼怒中冷静下来,权衡事态,消解猜忌,最终与李密达成共识,收回成命。
人的一生中充满了选择,是与非的选择、情与理的选择、义与利的选择、安逸与进取的选择……在面临一些触及心灵或决定人生走向的问题时,如何选择困扰了太多的人。选择决定的是人生走向,体现的是人生境界。品味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选择,最令人愉悦的也莫过于选择。
【运用示范】手中拿着朝廷的委任诏书,李密心急如焚,朝廷已经多次下诏催促了,再不去……唉——李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这时,房间里传出祖母一阵阵痛苦的咳嗽声和急促的喘息声。李密眼前浮现出祖母苍老枯槁的脸——生命的光彩正在祖母脸上无情地淡褪。祖母在我四岁的时候就抚养我教育我,没有祖母,就不会有今天的我。这似海深恩怎能忘?怎敢忘?如今祖母卧病在床,没有我的照顾,祖母日子该怎么过?君王身旁,文韬武略胜过我的人太多了,更何况对我的任用只不过是笼络亡国旧臣的手段……想到这里,李密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死生亦大矣。死生之重,今古同慨,人们将永远处于困境中。其实,生命的消逝和诞生都带着圣洁的意味,终结和开始都是一种哲学,需要人们思考和正视。王羲之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绝对需要一种勇气。他敢于正视人生之痛,表现出了自己的真性情,吟唱出了对人生无比的热爱和眷恋。是啊,我们只有正视生死,才能热爱生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工作和创业中去,在奋斗和奉献中增加生命的长度和厚度。
王羲之和他的朋友们处偏远清幽之地,行率真自由之事,着朴素简洁之衣,食清淡爽口之味,歌清新高雅之章,叙自然真挚之情。他们通体洋溢着一种平淡的人生真味: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潇潇洒洒、坦坦荡荡、真真切切。这是他们淡雅人格性情的体现,是一种简单的生活状态、原生态的生命情调。这显然是古代文人学士及当今知识分子追崇的一种雅而不俗、素而不艳的人生理想和乐境。
诚如《古文观止》所云:王羲之的感慨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生活在东晋时代,当时统治者偏安江东,不思进取;士大夫崇尚玄学,清淡之风很盛。公开批评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世风,颇有想作为。有忧国忧民渴望救国倒悬之急的大志和旷达进取的人生态度。
悲叹不等于悲观,王羲之的人生观并不消极。汉末魏晋时代的文人士子,在精神风貌上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鲜明地表现在他们对人事无常、生命短暂的悲慨上。可是,历史上悲叹人生的却往往是一些富有创造精神的人士,比如李白、曹操等人。悲叹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名人或英雄。正是因为他们对人生充满着执着,面对岁月的流逝,才如此悲叹。王羲之的文章多是消极其表,执着其里,书法上的卓越成就正是他对抗人生虚无的最执着的努力。
动荡不安的魏晋时期,带给人们严重的不平衡和压抑感,而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人在身体和心理上获得短时的安静和松弛,自然景观一跃成为人的一种内在需要。人们开始了从自然中去超凡脱俗,在观赏自然中体悟人生道理。此时此地,风景秀丽,山辉川媚,王羲之面对良辰美景、仰观俯察,感万物盎然,宇宙博大,欢愉之情和至真至深的理趣溢于言表。王羲之从自然山水中体味人生宇宙,拨动天地之弦,吟唱生命的强劲之音,这实在是人生的极致。
万物静观皆自得,自然景观对人类来说是纯客观的,可谓之美,亦可谓之丑;但在寻美者的眼睛里,细腻的情怀里,一切变得灵动、丰盈、鲜活,获得了一种阐释美的生命。远山淡雾过滤后的清泉,疏朗简净的竹风竹韵,朗月般清凉的诗文,如绾秋蛇的魅力书法,至美至雅的高尚情趣……兰亭的一切都是美的极致。
兰亭集会,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与会者是倜傥俊逸、诗才出众、品德高尚之士,为清幽的大自然增添了几多风流。自然是美好的,人类高尚的情操和情感更为美好,人是自然界中一道最美的风景!没有王羲之的深情深思,没有《兰亭集序》的诗文和书法,哪里会有永远的兰亭这一文明的踪迹?
《王羲之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太尉都鉴让人到王家选快婿,王家许多子弟都显得拘谨不自然,惟独王羲之在东床上坦然自若,结果被选上。这反映了王羲之率真自然的性情。信可乐也的欢呼,死生亦大矣的慨叹,岂不痛哉!的悲鸣,正是王羲之的真性情,真言语,真行为。他对生死问题不掩饰,不做作,不逃避,这正是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的透彻感悟。
一个人的精神既来自渍透心计的书林,也来自大自然这本更为广漠的书卷。兰亭是王羲之精神的活水,我们现代人也要寻找到一处供心灵憩息的精神后花园。这是一个能把你的情操和品德打磨得品莹剔透的世界,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变得出神入化、灵魂如翼、自由飞翔的世界。
兰亭让人难忘,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王羲之让人难忘,他衣袂飘飘、仙风道骨;王羲之的旷古之叹更是令人难忘,能超越当时的游目骋怀之乐,意识到快然自足中孕育着怅然若失,人生易老之痛,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命价值的理性思索和人文联想,充斥着乐痛相依、阴阳相伴的人生辩证思想,闪现出人生哲理中理趣美的光芒。兰亭不朽,王羲之不朽,能冥心奇想、独立开放的思想更是不朽!
从官场退隐后的陶渊明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宿——田园,出于自然、回归自然、纤尘不染的至真性情是诗人陶渊明真正的精神家园!
【运用示范】竹篱密密,杨柳依依,烟云舒展,菊丛宁静。您就居于这里。每日耕田、饮酒、吟诗、享乐,无时无刻不在表露真性情,真言语。但生活中要想做到这样一个“真”字还真需要勇气与智慧。您在随波逐流与矢志不移之间终是选择了理想:宁静、和谐。在政治压力沉重,官场无比黑暗的时候,您放弃了得来不易的彭泽县令之职位,归隐田园。您带着与众不同的清新与旷达,寻回一方心灵净土。
这是您的生活,您的追求。滚滚红尘的阵阵厮杀,只不过是您窗前的一阵风、一串雨罢了。在最昏暗的日子里,您的灵魂深处充满阳光。您选择的归隐之路,走得潇洒、清明!
受儒道思想的熏陶,又受家族环境的影响,陶渊明有着“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截然不同的志趣。在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陶渊明始终没能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当社会现实容不下他的理想时,刚直坦率的性情使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于是辞官而去,回归自然,回归真性情。
【运用示范】幸甚,幸甚!归去来!魏晋文人洒脱飘逸的风骨对他影响颇大,陶渊明这年为自己更名为“潜”,并开始与佛道隐士来往,思索感悟,在自然天地中体会自然化生、天人合一的快乐,最终得出结论,要“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时候的陶渊明终于不再是一个半吊子政客和侠客,而成为我们心目中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
陶渊明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他长期隐居乡村,领悟到大自然的安宁祥和是自己生命的最佳安归之所。自然万物生生不息,自乐自得地存在,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美好。在自然中,陶渊明摆脱了人间世俗的种种羁绊烦扰,在精神上真正达到了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运用示范】掬一捧月色,凝成暗夜的菊香/引两怀清风,拂醒南山的曙光/穿过东篱的栏栅,你认清斗米中的浑浊/背负月下的草锄,你遗忘沾露后的衣裳/踏着落英缤纷,你寻寻觅觅桃源梦境/追着尧舜足迹,你隐隐匿匿南山菊影/没了罗绮华服,你披起晚霞织就的布衣更显高贵/没了轻车香马,你踩着泪光延伸的路途更觉舒畅/勇于放弃/敢于清高/于是你笑了,笑声中你双眸闪亮,眼神滑过一丝哀伤/隐者,不就是一个隐匿疼痛,愿意被遗忘的勇者吗?
陶渊明的归隐不仅创造了精彩的田园诗世界,而且诗人的生命也因此超越了时代,得到了永恒。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归隐是极具价值的。但他在做出归隐的决定时,他内心可否有过纠结?他真的心甘情愿地逃避世事么?
【运用示范】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历来为人推崇的出世者——陶渊明。他带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一身刚正,飘然而去,去寻找那一方净土。于是,在那南山脚下,草庐之中,又多了一位不染尘埃的隐者。然而我的心是有些不平的。想象在那样的混沌浊世,该是少有他这样一身正气的官员吧,可是他却选择了出世,甘对清风明月,忍弃天下苍生。世间多了一位道遥的隐者,却少了一位正直的好官。他对污浊的官场是眼不见心不烦了,只是苍生何辜,又少了一丝隐隐的希望。然而眼不见就真的心不烦了吗?他能完全脱离污浊的社会吗?他躬耕之地难道没有受到黑暗社会的一点影响吗?答案他应该是知道的。在我看来,一位真正崇高的人,当既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又有着视名利为粪土的旷达酒脱。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有调查才有发言权,不经调查即道听途说,或瞎指挥,肯定误事。苏轼为了弄清石钟山命名的来由,“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虽也未弄清真正的原因,但其精神行为就值得赞扬。
中华民族对美有独特的感受和追求。文学大师们在一篇篇精美绝伦的文字中为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审美情趣。《归去来兮辞》表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愉悦、淡泊之美;《赤壁赋》在清风、明月、饮酒、赋诗的诗情画意中流淌着旷达和超然的情怀之美;《项脊轩志》满载着归有光“多可喜,亦多可悲”的细腻真挚的亲情之美;《祭十二郎文》饱含着骨肉分离字字血泪的至爱亲情之美;《石钟山记》凝聚着清雅、深沉之美;《孔雀东南飞》歌颂了爱情忠贞之美;《陌上桑》赞颂不为权势所屈敢于斗争的秀外慧中的女性之美……这些空灵而丰富、至真而至纯的审美情趣,无不体现出深沉的美学积淀。
生活是诗意的乐土,诗意是生活的霓裳。世上不是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世上不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而是缺少感受诗意的灵魂。一旦有了诗心、有了诗情、有了诗魂,则入目即是诗,下笔即成诗,也就成为自己生活的诗人。
成为自己生活的诗人,是把诗意融进灵魂深处。苏轼的一生,仕途不顺,日子也过得相当清苦,可他身在井隅,心向星光;笔下有诗,自在远方。在偏远的黄州,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成落汤鸡,却洒脱地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在荒凉的惠州,他庆幸自己能吃到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漂泊半生,不是已经被贬谪,就是走在被贬谪的路上,但他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反而悟出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意境。在人生经历大起大落后能够宠辱不惊,在风浪过后葆有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逸致,在纷纷扰扰中拥有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豁达,在田园牧歌的吟咏中享受远离世俗的恬静,把诗意刻进灵魂深处,成为自己生活的诗人。
顺天致性即顺应自然生长规律,使事物的本性发展。郭橐驼掌握了这一秘诀。他顺着树木的成长规律栽种,促进了树木的生根、结果。因此他种树“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
【运用示范】事物的本性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违背事物的本性,没有做到“顺天致性”,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的结果。同样是种树,郭橐驼在培土、踩实后就“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与不善植者“爱之太恩,忧之太勤”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没有顺应树之本性,不善植者种树总难有所成就。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人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个帮助禾苗生长而累得筋疲力尽的宋国人,到头来却落了个禾苗枯死的惨痛教训,成为孟子告诫培养内心浩然之气之人如何积累正义行为时所举的著名反例。战国时期,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时顺应了岷江的水文特性,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得到了后人的一致赞扬。这些无不说明“顺天致性”才能事半功倍的道理。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摸清事物的发展规律,也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从而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这是做到顺天致性的重要前提。
【运用示范】规律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处处显示它的存在和影响力。树木有其生长发展规律,要使树木栽得活、长得好、长得快、早结果、多结果,郭橐驼的诀窍就是“顺应树木生长发育的规律”。此外,关心要适时,照顾要适度,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并不是“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树木就越是长得好,长得快。无论做什么事,过度了就往往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
种树和育人的道理是相通的。郭橐驼尊重树木的本性、天性,我们也应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给各类人才自我成长的空间,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
【运用示范】孩子好比花草树木,有着各自的生长需求。如果一味地要求他们生长在被强行设定的“花盆”里或者“温室”里,那么他们就可能没了舒筋骨、展枝叶的空间,没了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塑造人,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因此,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让孩子尽情享受当下的幸福。“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明天而提前给孩子设置这样或那样的“假如”。汝当不及郭橐驼乎?
世间有一种情,从生命开始那一瞬间便存在,一直延续到生命结束。那是浓于水的血脉之亲,是割不断的手足之情,那就是亲情。亲情无私,不图任何回报;亲情无形,悄然滋润心田;亲情深厚,胜过高山大海;亲情永恒,宛如日月星辰。亲情是一部书,比任何经典巨著都有震撼力,只有读懂这部无字书,才能真正把握人生。
【运用示范】这是怎样一种含蓄而真挚的亲情啊!慈母“儿寒乎?欲食乎”的深深关爱,乳母“而母立于兹”的轻轻细述,祖母“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殷殷期盼……从《项脊轩志》中,我读出了作者对至爱亲情的无限眷恋,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穷遗恨。我脑中浮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同样的细细描摹,同样的催人泪下,同样的娓娓道来,同样的感人至深。亲情的感染力真可谓强矣!可是,从古至今,为人子女的,在享受这份亲情时,往往却不甚珍惜,只有在它悄然远离时,才体会到它的弥足珍贵。
人间自有真情在,人生至美是真情。唯愿我们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真情,哪怕只有一点一滴、一分一毫,那也值得仔细品味,妥善珍藏。
怀旧意味着爱,意味着珍惜。归有光对项脊轩的怀念,对阁子周边环境的怀念,对居处环境每一个细节的惦念,无不体现着爱。这种怀旧和贫富、尊卑无关,和成败、荣辱无关,它是情感的依托。
【运用示范】生命如一湍激流,不是每时每刻都波澜壮阔,不是每时每刻都汹涌澎湃,它也曾舒缓地流淌,那些回忆幻化成的青荇,其摇摆的舞姿就是一路最美的风景。三五之夜,桂影斑驳,小鸟时来啄食,东犬西吠,鸡栖于厅,妻子学书,那些琐碎的往事顺着风向吹来,你能嗅出曾经熟悉的味道。生命可以没有跌宕的壮阔,却不能没有曾经熟悉的风景。
虽然人去楼空,但院里一棵“亭亭如盖”的枇杷树却给归有光久涸的心田送来了春风细雨。这棵树是妻子去世那年归有光亲手栽植的,它变成了归有光精神家园里最靓丽的风景,是其心灵的寄托。
【运用示范】“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昔日“自束发读书轩中”与之后“不常居”的变化,拨动了归有光的心弦。“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归有光的过往岁月的吉光片羽,都于枇杷树下静定并凝结,成为一块无法复制的琥珀。生活中负累重重,给心灵找一个寄托,并非消极逃避,而是积极地养精蓄锐。假如你懂得生活,同时也了解自己,那么你一定会在生活中找到使你安心、使你忘忧、使你沉醉的心灵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