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史论名篇，选自《新五代史・伶官传》。全文通过后唐庄宗李存勖盛衰成败的历史事实，揭示了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的核心观点，警戒后世统治者力戒骄奢、勤政爱民。以下从思想内核、论证艺术、语言特色、历史意义四方面赏析：
开篇以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劈空立论，打破五代时期盛行的 “天命论”，将国家兴衰的根本归因于 “人事”（即统治者的行为举措）。通过庄宗 “得天下” 与 “失天下” 的对比 —— 早年 “忧劳兴国”（受父遗命、励精图治），晚年 “逸豫亡身”（宠信伶人、荒废朝政）—— 雄辩地证明：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天命，而是人主动的选择与作为。这一观点在天命观盛行的宋代极具进步性。
文中以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概括庄宗教训，提出统治者需始终保持清醒：胜利时不骄纵，安乐时不忘危。欧阳修所处的北宋中期，表面承平却暗藏危机（如冗官、冗兵、冗费），此文实为针对时弊而发，警示宋仁宗等当政者：若沉溺享乐、怠于政事，即便 “天命所归” 的王朝也会重蹈覆辙。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是全文警策之笔。庄宗并非庸主，却因沉溺伶人（“所溺”）这一微小嗜好，最终众叛亲离。欧阳修借此指出：再强大的人，也可能因忽视细节、放纵私欲而溃败。这一洞见超越政治范畴，成为普适的人生哲理。
- 立论：首段开门见山，提出 “盛衰由人” 的论点；
- 述史：第二段简述庄宗接受父命（“晋王三矢” 的典故）、灭燕破梁的兴盛历程，第三段笔锋一转，写其得天下后因骄奢而迅速败亡；
- 析理：第四段以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的反问收束史实，通过对比（“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推导出 “成败皆由人事” 的结论。
这种 “叙史 — 析理 — 警世” 的结构，使抽象道理依托具体史实，极具说服力。
全文贯穿多重对比：
- 天命与人事：开篇以 “天命” 虚提，实则强调 “人事”；
- 盛与衰：庄宗 “兴国” 时 “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亡身” 时 “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
- 得与失：“得天下” 用 “三矢”（象征艰苦奋斗），“失天下” 因 “一伶”（象征逸豫怠惰）。
通过强烈的反差，凸显 “人事” 对兴衰的决定性作用，堪称 “对比论证” 的教科书式写法。
引用《尚书》“满招损，谦得益”，将庄宗教训上升到经典高度，增强权威性；结尾 “岂独伶人也哉？” 的反诘，将论述从 “伶官” 个案拓展到普遍规律，暗示 “所溺” 之物（如声色、权欲等）皆可致祸，使论点更具普遍性。
文中既有骈文的工整凝练（如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又有散文的自由疏朗（如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骈句如警钟长鸣，散句如江河奔涌，节奏随情感起伏，使议论兼具气势与韵味。
“欤”“也”“哉” 等语气词贯穿全文：“岂非人事哉” 的反问饱含激愤，“可谓壮哉” 的感叹洋溢褒赞，“何其衰也” 的嗟叹尽露惋惜。虚词如情感的标点，使史论不流于枯燥说教，而具动人的抒情性。
欧阳修以 “简而有法” 著称，文中述史极富剪裁：仅用 “晋王三矢” 的细节（父命遗训、庄宗藏矢、复仇献功），便勾勒出庄宗前期的励精图治；用 “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 数语，即再现其众叛亲离的惨状。寥寥数笔，盛衰之变如在眼前。
此文与苏轼《六国论》、苏洵《六国论》并称 “唐宋史论三绝”，开创了 “以史为鉴、针砭时弊” 的写作范式。欧阳修将史学的严谨性与文学的感染力结合，使史论兼具学术价值与文学审美，影响后世如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等议论文的创作。
文中 “忧劳兴国” 的理念，暗合儒家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教诲，体现宋代士大夫 “以天下为己任” 的担当。欧阳修借评说五代之乱（被视为 “纲常沦丧” 的时代），呼吁重建儒家伦理秩序，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
庄宗的悲剧不仅属于五代，更映射人类普遍的弱点：成功时易骄纵，安乐中易懈怠。此文如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欲望与人性的博弈，至今仍警示世人：无论个人或群体，唯有居安思危、克己慎独，方能行稳致远。
《五代史伶官传序》以 “一尺水翻腾作百丈波” 的笔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语），将一段王朝兴衰史升华为振聋发聩的警世恒言。欧阳修用史家的冷峻剖析史实，以文人的热忱呼告现实，在 “天命” 与 “人事” 的思辨中，树立了 “以人谋胜天命” 的思想坐标。这种 “借古事以抒新情，因小事而见大理” 的写作智慧，使其成为中国古代议论文的巅峰之作，至今读来仍令人警醒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