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中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 至 “难为俗人言也” 的段落，是司马迁以血泪凝成的生命宣言，展现了其忍辱负重的精神境界与超越时代的文学价值。以下从思想内核、艺术手法、历史意义三方面展开赏析：
司马迁以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为总纲，列举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历史人物，揭示 “困厄催生伟大创作” 的规律14。这些先贤或遭囚禁（文王）、或逢乱世（孔子）、或受刑戮（孙子），却在绝境中 “述往事，思来者”，将人生苦难转化为文化创造的动力。这种 “发愤著书” 的理论，不仅为自己忍辱苟活找到了历史依据，更成为后世文人困境中坚守理想的精神旗帜。
面对宫刑之耻，司马迁提出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的千古名句46。他否定了世俗 “死节” 的虚名，将生命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衡量 —— 若就此赴死，不过如蝼蚁消亡；唯有完成《史记》，方能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实现精神的永恒。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文化使命绑定的选择，展现了司马迁对生命意义的深刻重构。
通过 “太上不辱先…… 最下腐刑极矣” 的排比，司马迁历数十种耻辱，将宫刑置于 “最下” 之境14。他痛陈 “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的绝望，揭露了专制制度下士人命运的脆弱性6。这种血泪控诉，既是对自身遭遇的悲愤呐喊，也是对黑暗现实的深刻批判。
从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至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连续七组排比句形成雷霆万钧之势413。历史人物的遭遇被高度凝练为 “拘”“厄”“放逐”“失明”“膑脚”“迁蜀”“囚秦” 等关键词，既强化了 “发愤著书” 的普遍性，又通过句式的复沓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
司马迁将个人情感融入历史叙事：写先贤时，暗含对自身遭遇的共鸣；论生死时，交织着屈辱与坚定513。如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以白描手法刻画精神创伤，使理性论述充满感染力。这种 “以情驭理” 的笔法，开创了中国古代书信体散文的抒情范式。
通过 “富贵而名摩灭” 与 “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的对比，凸显历史对价值的终极评判；以 “臧获婢妾犹能引决” 与自身 “隐忍苟活” 对比，强化了选择的艰难与崇高413。这种对比不仅深化了主题，更使文章在矛盾冲突中迸发思想光芒。
司马迁的 “发愤著书” 说，首次将创作动机与个体命运紧密关联，突破了儒家 “温柔敦厚” 的诗教传统613。后世韩愈 “不平则鸣”、欧阳修 “穷而后工” 等理论，皆源于此。这种将苦难转化为创作动力的理念，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命题。
司马迁以 “隐忍苟活” 的选择，颠覆了传统士大夫 “舍生取义” 的单一价值取向617。他证明：真正的勇气不仅在于赴死，更在于以超越性的使命战胜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屈辱。这种精神为后世文人在困境中坚持理想提供了典范，如曹雪芹于 “举家食粥” 中著《红楼梦》，蒲松龄在穷愁潦倒中写《聊斋》，皆可视为司马迁精神的延续。
段落结尾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是《史记》的创作宗旨，也是司马迁对史学功能的重新定义413。他将个人遭际升华为对历史规律的探索，使《史记》超越了单纯的叙事，成为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的 “史家之绝唱”。这种 “以史明志” 的自觉，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
这段文字是司马迁用生命写就的哲学诗篇：它以历史为镜，照见苦难中的人性光辉；以血泪为墨，书写超越生死的文化担当。在这里，个人的屈辱与历史的使命交织，理性的思辨与感性的宣泄共鸣，最终淬炼出 “发愤著书” 的永恒命题。正如鲁迅所言，《报任安书》是 “无韵之离骚”，其精神力量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在困境中坚守理想，于黑暗中追寻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