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上篇是西汉政论家贾谊的代表作，通过铺陈秦国兴衰历程，总结秦朝速亡教训，提出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的核心论点。全文以史为鉴，气势磅礴，堪称汉初政论文的巅峰之作。以下从思想内核、艺术特色、历史价值三方面赏析：
文章以 “过秦”（批评秦国过失）为宗旨，先极写秦国崛起之盛：自秦孝公 “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经惠文、武、昭襄王 “南取汉中，西举巴、蜀”，至秦始皇 “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通过四代君主的扩张，展现秦国以法家策略（耕战、连横）实现 “席卷天下” 的强势。然而，如此强大的帝国却在陈涉 “瓮牖绳枢之子” 振臂一呼下迅速崩溃。贾谊以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的反差，直指秦亡根本：夺取天下时可用武力（“攻”），但守住天下必须施仁义（“守”），而秦朝 “仁义不施”，导致民心尽失。
贾谊生活于西汉初年，目睹秦亡后民生凋敝、诸侯势大的现状。他借秦亡教训，委婉劝谏汉文帝：应摒弃秦政苛暴，推行仁政、缓和矛盾。文中 “牧民之道，务在安之” 的主张，暗合汉初 “休养生息” 的国策，体现了汉初士人以史为镜、积极参与政治建构的担当。
- 崛起阶段：用 “席卷”“包举”“囊括”“并吞” 等动词，搭配 “八荒”“四海”“天下” 等宏大意象，以排比句式铺陈秦国扩张的野心与实力，如 “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极写军事威慑力。
- 极盛阶段：以 “振长策”“履至尊”“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等夸张描写，凸显秦始皇的不可一世，为后文骤亡埋下伏笔。
- 灭亡阶段：却笔锋陡转，写陈涉 “才能不及中人”“率疲弊之卒”，以 “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的短句，反衬秦朝崩溃之速，形成 “扬之至极高，抑之至极重” 的叙事落差。
- 人物对比：将陈涉的 “瓮牖绳枢” 与六国君主的 “尊贤重士” 对比，将九国之师（“良将劲弩”“深谋远虑”）与陈涉 “锄櫌棘矜” 对比，突出 “成败异变，功业相反” 的吊诡，强化 “仁义” 比武力更重要的论点。
- 阶段对比：前半篇极写秦国 “攻” 时的强势（“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后半篇痛陈 “守” 时的脆弱（“一夫作难而七庙隳”），通过 “攻守之势异” 的对照，自然导出论点。
全文多用对偶、排比（如 “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句式整齐，音节铿锵，充满辞赋的铺陈美感。同时善用比喻（如 “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以自然现象喻民心归附），使抽象的历史规律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学意象，兼具说服力与感染力。
贾谊突破先秦诸子 “借史言理” 的传统，首次以完整的历史叙事（秦国四代兴衰）为论据，将史实与政论紧密结合，开创了 “以史证理” 的写作范式。这种 “叙史实 — 析因果 — 明教训” 的结构，成为后世史论（如苏洵《六国论》）的模板。
文中 “仁义不施” 的批判，本质是儒家 “民本” 思想对秦政（法家）的反思。贾谊虽兼采道家 “安民” 观念，但其核心仍回归孔子 “为政以德” 的主张，为汉武帝 “独尊儒术” 提供了思想先声，体现了汉初学术从 “黄老” 向 “儒学” 的过渡。
鲁迅称贾谊文章为 “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过秦论》上篇以磅礴的气势、严密的逻辑、深刻的洞见，既成为政论文的美学标杆（刘勰《文心雕龙》赞其 “气盛而言宜”），又树立了士人 “以文干政” 的精神典范 —— 其关注现实、直指时弊的勇气，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过秦论》上篇如一曲历史的黄钟大吕：在铺张扬厉的叙事中暗藏冷峻思辨，于兴衰成败的跌宕中揭示治国真谛。贾谊以如椽之笔，既为秦朝写下振聋发聩的 “墓志铭”，也为汉初政权敲响 “仁义安民” 的警钟。这篇雄文不仅是对一个王朝的反思，更是对所有统治者的警示 —— 民心所向，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其 “以史为镜” 的智慧，至今仍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