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作于其辞官归隐之际。全文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倾诉了对官场的厌倦、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抉择，被誉为 “隐逸文学” 的巅峰之作。以下从情感内核、结构特色、语言艺术、文化意义四方面赏析：
开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如一声惊雷，直抒归隐之志。“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痛陈为五斗米折腰的悔恨，将官场比作 “尘网”“樊笼”，以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的自剖，揭露仕途对人性的异化。这种决裂不仅是对仕途不顺的失望，更是对魏晋门阀制度、虚伪礼教的无声批判。
归乡后的场景被赋予乌托邦色彩：“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写归途轻快，“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以松菊自喻高洁，“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借自然意象（云的闲散、鸟的倦飞）象征倦仕归田的本真状态。“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则将日常生活诗化，展现物质匮乏却精神自足的生存哲学。
文末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并非消极厌世，而是历经挣扎后的豁达：在无法改变现实的困境中，选择与自我和解，以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为人生信条，将生命价值锚定于精神的独立与自洽，实现了从 “愤懑” 到 “澄明” 的心灵蜕变。
- 空间线：从 “归途”（舟行、抵家）到 “家园”（庭院、田园）再到 “漫游”（皋亩、清流），如蒙太奇般展开归乡后的生活画卷；
- 情感线：从 “悔悟”（悟已往之不谏）到 “欣喜”（复得返自然）再到 “超脱”（乐夫天命），层层递进地呈现心理变化。两条线索虚实相生，既具叙事性，又富抒情性。
序文交代辞官背景（“程氏妹丧于武昌” 是表象，“质性自然” 才是根本），正文则抛开具体事由，直入精神层面的叩问。序以写实筑基，正文以虚怀骋情，二者结合使归隐既有现实依据，又升华为普遍的人生哲学。
突破汉赋铺陈堆砌的窠臼，以短章抒情为主，句式上四言、六言交错（如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节奏明快如行云流水，兼具辞赋的韵律美与散文的自由度，开创了抒情小赋的新范式。
- 白描：“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以极简笔墨勾勒归家场景，画面感跃然纸上；
- 象征：“松菊” 象征高洁品格，“孤云”“倦鸟” 暗喻厌倦仕途的自我，“南亩”“西畴” 指代农耕生活，将抽象情志转化为可感的自然意象，形成陶渊明独特的 “田园符号系统”。
“遥遥”“飘飘”“潺潺” 等叠字摹写动态，强化归乡的轻快；“兮”“以”“而” 等虚词（全文 “兮” 字 23 处）如情感的呼吸，舒缓处如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的从容，急切处如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的叩问，虚词的灵活运用使文气跌宕，贴合心境起伏。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将孔子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的哲理转化为个人体悟；“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由自然时序联想到人生短暂，却无悲戚，反生达观。这种 “哲理即生活” 的表达，使文章超越抒情层面，具有思想的厚重感。
在魏晋门阀制度压制下，陶渊明以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抉择，为士人开辟了 “仕隐之外” 的第三条道路 —— 既非消极避世，亦非同流合污，而是在田园劳作中实现 “耕读传家” 的自足，打破了 “学而优则仕” 的单一价值取向，成为后世文人 “失意时的精神桃花源”。
其笔下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田园图景，将农耕生活从 “劳役” 升华为 “诗境”，开创了中国文学中 “田园诗派”。王维、孟浩然等后世诗人皆受其影响，将自然审美与精神超脱相结合。
文中 “质性自然” 的主张，暗合老庄 “道法自然” 的思想，却又不同于玄言诗的抽象说教。陶渊明以亲身实践（“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将哲学理念转化为可触摸的生活方式，使 “自然” 成为中国文人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基因。
《归去来兮辞》不是简单的退隐宣言，而是一曲乱世中追寻精神自由的生命赞歌。陶渊明以一支笔，在门阀制度的铁幕下凿出一道光，让后世看到：当现实世界无法容身时，人仍可在心灵的田园里诗意栖居。这种 “在枷锁中寻找自由” 的勇气，正是其穿越千年仍动人心弦的根本原因。正如钱钟书所言：“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和谐最圆满的人物”，他的归去来，既是个体的选择，更是一种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永恒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