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谏议书》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回应司马光批评的经典政论文,全文仅 385 字,却以刚柔相济的笔触、严密的逻辑和鲜明的立场,成为古代议论文的典范。以下从三个层面简要赏析:
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以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四罪弹劾变法,王安石开篇即抓住儒家 “名实相符” 的原则,强调 “议事以先王之政,不为生事;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征利”,通过重新定义核心概念(如 “生事” 实为推行先王善政,“征利” 是为天下理财),从根本上瓦解对方的逻辑根基。这种 “先立后破” 的策略,既避免了情绪化争执,又展现了政治家的理性高度。
文章开篇以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 尽显君子之风,保持对旧友的尊重;继而直陈 “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点明分歧源于治国理念的本质差异,不回避矛盾。面对 “怨诽之多”,一句 “固前知其如此” 展现变法前的预判与担当,结尾 “则非某之所敢知” 更是以委婉语气暗藏决绝,既守礼仪,又显风骨,堪称 “绵里藏针” 的语言典范。
文中 “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既回应了保守派 “扰民”“乱制” 的指责,更提出了改革者的核心逻辑 —— 以 “合义”“兴利” 为标准,而非墨守成规。这种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的勇气,跳出了个人得失,将论辩提升到 “为国谋强” 的层面,使文章超越了朋党之争,成为后世改革者的精神旗帜。
《答司马谏议书》虽为书信,却以 “文短气长” 的特质,展现了议论文 “破立结合、理直气壮” 的精髓。王安石既坚守原则,又不失君子风度,其对 “名实”“义利” 的辨析,至今仍具方法论价值。更重要的是,文中所蕴含的 “不因怨诽而退缩” 的改革精神,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 “敢为天下先” 的生动注脚。